十年前，发生一个荒唐的故事，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。中国公民冯正虎被上海当局八次拒绝回国，于2009年11月4日起露宿于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92天，上演了真人版的好莱坞电影《幸福终点站》。
11月22日
今天周日。上午澳大利亚《天安门时报》主编电话采访我。
下午复旦大学的同学杨鲁军专程从上海来探望我，我们已是二十几年的好朋友，他的回程日期是三天后，由旅行社安排在成田机场附近的皇冠宾馆，他原以可以天天来陪我聊聊。我告诉他，你入境日本后，就不可以再返回这里。他就一直陪到我晚上20:00许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这里。他为我担忧，但看到我的精神状态很好又放心了。与他的交谈中，我知道习近平将要访日。或许，鲁军也是专程来劝解的。我希望，我们在上海见面。
我与鲁军都是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，他的专业是经济学，我的专业是管理学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都非常活跃，出书写文章讲课，参加社会及学术活动，我还出任复旦大学研究生会的常务副主席、上海市学联研究生委员会主任、上海企业发展研究会会长、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，他也兼任中国企业发展所副所长。当时，二十多岁的杨鲁军已被官方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的经济学家，出版《论里根经济学》等著作。受八九·六四的影响，我们都改变了以后的人生轨迹。
期间，一位日本作家温子小姐也从中国乘飞机来这里探望我，她的中文很流利，并转达了国内知名博客连岳的问候。她告诉我，我的推特关注度发展迅速，已有三千多关注者，而且他们的博客都在传播我的回国故事。她特意送我两块可以擦写的告示板、几支专用笔、一只擦刷。从此，告示板代替卡片，我不再寒酸了，有点现代化的气派。写的抗议内容、文字颜色经常变化，也可以吸引过路旅客的眼球。
今天关心我的电话也很多，其中有日本田中文先生转达美国刘国凯先生的问候与援助，在台湾大学任教的王丹先生也来电话问候。刘国凯是总部在美国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。王丹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学生领袖，流亡于美国，与我一样被禁止回国，现在台湾谋生。
刚才德赛公园鄢先生来电话：“很多国内的朋友没有看到你今天的推特消息，很担心，你是否有什么事？”我告诉他：“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很好，就是因为下午与老同学聊天，没有时间在电脑上写作，现在正在写推特。”
杨鲁军，1961年8月生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、思想家，毕业于复旦大学。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百余篇。出版专著《论里根经济学》等著作，并有大量译著。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国际研究所、上海经济研究中心、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、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多家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。1988年当选上海十大杰出青年。上世纪90年代在香港出版《解析中国》、《中国当代神话录》等多部政论集，引起广泛重视，他的不少见解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