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112条规定：“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，经审查，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在七日内立案，并通知当事人；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；原告对裁定不服的，可以提起上诉。 ”但是，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可以公然蔑视法律，拒不遵守。2007年2月17日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收到上海市民的起诉状，至今9月15日，共计211天，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既没有立案通知当事人，也没有裁定不予受理。对当事人多次告知，不予理睬，耍赖到底，非法剥夺当事人的公民权利。
根据《信访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政府部门“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。” “信访事项应当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期限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，并告知信访人延期理由。” 当事人因法官违纪犯法向院长举报，多次用邮政特快专递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院长钱锡青投诉，从第一次投诉日2007年4月4日起至今的时间已超过最高期限90天，一直没有回复。
钱锡青先生虽然是中国基层法院院长，但权势比温总理大，可以公然蔑视《信访条例》。《信访条例》的管辖范围是行政部门，不是法院，法官可以不参照执行。温总理是行政部门之首，理应以身作则遵守法规，当然不敢怠慢《信访条例》。钱锡青先生不愧是管法院的官僚，虽然没有法治精神，但对法律的管辖关系搞得很清楚，比那些维权的访民、比坐在高位的领导精明百倍，他有资本傲慢地不理会举报者，谁对他的不作为都无可奈何，谁叫这部法规对法官没有管辖权，让高明的法官先生痛痛快快地玩耍一下。
中国的司法没有独立，但法院却成了一个个无法无天、不受制约的大小独立王国。法官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诉权，法官可以循私枉法，法官可以制造冤假错案，只要绝对服从长官意志，他们的司法不公正就不会受到追究。权力私人化后，地方的执政党中共上海市委、国家权力机关上海市人大对司法的监督已经失控，对上海的司法不公正熟视无睹，又无可奈何。龚学平先生领导下的上海人大代表有一个自慰：人大不管个案。其实，这是监督不作为的借口而已。没有司法不公正的个案，也就谈不上司法监督。
天真的普通百姓比当官的人相信党和政府，信以为《信访条例》能管住所有官员，信以为中国共产党还能领导一切。当他们受到司法不公正的伤害后，就会向党政、人大领导部门申诉，党政、人大部门的信访办肯定在《信访条例》规定时间内通知当事人，告知已转请法院处理，回复格式千遍一律，法院也司空见惯党政、人大部门的转信，不予理睬，我行我素，愤怒的受害者又继续向党政、人大领导部门申诉。这是一个无穷的怪圈，越来越多的民众卷入进去，每经历一圈增加了愤怒的情绪，减少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。
事实上，《信访条例》仅是制约行政部门的法规，对中国共产党、人大、司法部门是没有制约力的。而且，中国共产党对法院的领导力已经虚拟化，法官竟敢公然蔑视中国共产党制订的法律。党政、人大部门的信访办已沦落为法院的信箱。没有制约的权力，就会产生腐败，就会滥用。司法不公正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大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公开的讲话中也承认这个事实。上海也不例外，更加严重。
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违法得也太离谱，可谓胆大包天。为了袒护一家网络公司的小小利益，居然连国法也不顾，连法院的颜面也不要，连法官的尊严也不讲。我一直记住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的一句话，“法院是最讲理，最讲公正的地方”。现在，他身为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可以亲临上海的法院，听听司法受害者的呼声，上海的法院是否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？一个随意剥夺公民诉权的法院还有道理可讲吗？在简单的立案程序上就不公正，还会保证审判公正吗？应当管一管这些违纪违法的党员法官。
习近平书记日理万机，高调频频，力图革新，但上海司法部门还是陈良宇书记的那一套。上海人大常委每月一次的常委会如同书生议政，把法规搞得像论文一样有学究味，就是没有关心这些法规如何实施、靠谁执法、靠谁司法的问题。没有严格的具体的司法监督，上海的执法者、司法者就不会养成对法律敬畏的习惯，就不会尊重立法者，上海市人大信访办也就永远没有威望。
现在，当事人的具体诉讼案件已不重要，而法官的监守自盗却成了严重的事件，违背程序法就具有普遍的意义，今天侵害一个公民，明天就可以侵害其他公民，今天侵害一个海外归国创业者，明天就可以侵害外国旅客，谁的诉权都可以在上海随意被剥夺。在一个没有法律保护的地区，是没有安全感的。为北京明年举办奥运会、上海2010年举办世博会的准备工作不应该是劳民伤财、莺歌燕舞、全民老小学几句英语，而是建设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，保障人权，让每一个中国人发自内心的微笑，让中国人、来中国的外国人都处于一个安全的地区。
冯正虎
2007年9月15日上海仁和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