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 6月26日上午9：16，我家的电话铃响了。我拿起电话筒，传来一个声音：“我是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的，你对罚金的执行通知提出意见，请你下午2：00来法院交流一下。”我回答：“去法院干什么？有什么可以交流？你们不是在我坐牢时已派人到看守所对我的申诉作了答复，现在还有什么可以交流？你也代表二中院，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张祖联。”我说，“你是张法官吗？三个月来你躲着不见，今天终于出现了。你有什么事？”他一再要求我，“你今天下午2：00来法院，我们可以交流一下。”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与二中院交涉，它不会改正自己的错误，但最后我还是答应张法官的请求。
下午2：00我准时到达二中院接待室大厅，打电话给执行庭的张法官，他派一个黄法官来接我进法院。我通过安全检查进入法院，张法官也在等候，我们一同上楼，进入2楼的C208法庭。我与张法官、黄法官对面入座。张法官一坐下来就宣布法院的告知：“法院已接受你提出没有账号无法缴纳罚金的意见。法院认定你家庭经济困难，可以每月缴纳罚金100元。你每次来法院缴纳时，法院会安排人接待，陪你一同缴入法院的财务部门。法院不向你提供法院的账号。”他还补充地说了一句：“每月缴纳100元钱，不是你自己提出的吗？”法院似乎也有慈悲心肠，同情我这个穷人，批准每月只要支付100元罚金的请求。张法官请我表态。
我说：“你今天上午电话是要求我来法院交流一下看法，这是非正式的谈话。现在你是向我宣布法院的决定，这个正式的谈话，法院应当事先向当事人发出书面的法院通知书，而不是采用这种手法约见我谈话。这是我的第一个意见。
至于每月缴纳罚金100月，我没有意见。自从你们向我送达罚金执行通知书后，我就一再表示，对这份不符合法律规范的罚金执行通知书不服、对产生非正义罚金的冤案不服，但我愿意尊重法律，愿意支付非正义的罚金，直至冤案平反。三个月来，我们一直在找你们，要求支付非正义罚金，但你们总是躲避。现在，你们同意我支付非正义的罚金，我当然没有意见。但是，我的意见还是法院应当给与法院的账号，我可以每次通过银行直接汇钱给法院，不需要这样麻烦。现在法院提倡“司法为民”，而且银行的支付方式已经如此发达、普遍，行政诉讼费50元也可以通过银行支付，为什么你们不可以给我一个法院的账号，做到司法便民呢？而且，你们的告知也应当有一个书面的司法文书。”
张法官回答，“我们将你的意见记下。今天的告知没有书面的，但也是法院的告知。”我明白张法官的意思，你有意见，但还必须要执行，这是法院的决定。他让我在谈话记录上签字。我浏览一下我们的谈话记录，法官记录得不全，但基本上反映我们谈话的意思，我就再加上一句要求出具司法文书及法院的银行账户，强调了我的意见。我签字后，立即问张法官，“我现在就要支付100元罚金。”法官一怔，对我说，“你先到法庭外休息处的椅子上坐一会，我们去请示一下。”
我坐在法院二楼楼梯边的椅子上休息时，正巧看到知名律师杨绍刚先生与他的助手上楼，我们彼此招呼，愉快地交谈一会儿。杨律师曾是我这个冤案的辩护律师，他认为本案是无罪的，迟早要平反，7年后再提起这个冤案的罚金执行，真有点荒唐，不合时宜。这时，两位年轻的法官走来呼唤我，我与他们一起到了二楼到底的财务室。一位年轻的法官向出纳小姐交付了一份缴款通知，我支付了100元，取到了一张收据。我问法官，“我以后缴款怎么缴？”那位不知情的年轻法官又说漏嘴了，“给一个账号就是了。”那位黄法官马上回答，“不。你还是找我。来之前你与我联系一下，我陪你去缴纳。” 黄法官留下了他的联系电话：5670000×62237。
今后，我每月缴纳100元非正义的罚金都要享受如此隆重的缴款仪式。事先通知法官，约定时间，然后按时赶到法院的接待室，用电话告知执行庭的法官，由执行庭派出专门负责的法官，陪同我进入戒备森严的法院大楼，由法官通知财务室的出纳小姐，我支付100元，她出具收据。这样的隆重是应该的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缴款，而是上海的权贵在向全世界张扬它的权势与邪恶，他们藐视法律与公众的舆论，不平反举世闻名的冤案，还要继续侵犯人权。
这个缴款仪式也向全世界表明，我可以用钱赎回我的人身自由。每月100元，一年1200元，支付十万罚金需要83年多。在中国，我连最起码的医疗社会保险也没有，是一个生死由命、生活靠亲友资助的穷学者，每月支付100元罚金已是大数额。我准备83年获得出境自由的许可，届时我136岁，将创立一项上海当局侵犯人权的吉尼斯世界记录。
7年前我与天伦公司编辑两本书《上海日资企业要览（2001年版）》中文版( ISBN 7-900609-33-4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)、《中国日系企业要览（2001年版）》日文版( ISBN 4-931548-98-9 日中展望出版社出版)，拥有该书的著作权，依法销售226本，销售额7.8万元，均已纳税。这样一个普通而简单的合法行为却被上海当局诬告为“非法经营罪”，并以此为借口掠夺天伦公司的大部分财物，判我三年徒刑，还要巨额罚金40万，其中我的罚金10万。这与强盗的行为又有什么两样？强盗也是仗势抢夺，没有道理。但是，上海当局与普通的强盗还是不同的，它是以政府的身份、以法律的名义来抢夺民财、伤害生命。上海当局成为强盗，百姓就无可奈何，谁敢来追究政府的强盗行为？冤案当然难以平反。
我不抢不偷、本分生活、行使法律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、著作权人的权利，却被关押于上海市提篮桥监狱蒙受三年冤狱。7年后的今天，又一次被上海当局绑架勒索，不交出10万元罚金，就不能出境。这个做法又与绑匪的行为有何不同？不交出钱，就撕票。但是，上海当局与普通的绑匪还是不同的，它是以法院的身份、法律的名义来勒索的，谁也不敢异议，我为了尊重法律，也只好顺从。好在现在的绑匪不想杀人，只要交钱，就可以放人。绑匪历来不会在乎舆论的谴责，也不会听从善人的劝告，他仅畏惧比他更强势的权力，崇拜金钱。我现在没有权力的支持，只有每月100元钱。如果我今天交出10万元，明天我就可以得到真正的人身自由，自由出入中国。
我曾于4月1日向第十三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寄发859封信函，告诉我的遭遇，并请求每个人大代表捐款或借款100元人民币，帮助一个贫困的司法受害者尊重法律，缴纳非正义的罚金，但至今仅收到100元捐款。或许，他们相信权比钱大，手中的权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或许，他们不敢汇款，支持我也要遭受报复的。现在，我向海外支持与同情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民众或团体募捐，恳请各位慷慨解囊，捐出一点钱，积少成多，就可以解放国内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，就可以帮助国内维权人士解决吃饭的基本生存问题，就可以使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有必要的财力支持。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已得到中国法律的支持，再加上民众的财力支持，就可以蓬勃顺利的发展，加快建设一个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和谐、尊重人权的新中国。
我收到捐赠的赎金都将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支付，并公开缴纳非正义罚金的进度。所有捐款人都将深信，正义最终一定战胜邪恶。本冤案不远的将来就会平反，法院一定会归还这笔非正义的罚金，届时将所有退回的罚金转赠中国维权基金，支持中国的维权事业。
我的银行账号如下：省略
写于2008年7月22日上海仁和苑
图、冯正虎已缴纳第一笔非正义罚金的收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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